近段時間以來，礦難接連發生。對此，民眾希望礦產企業能夠結束經濟效益至上的思路，讓“煤吃人”的悲劇不要再發生。
    這種呼吁可以理解。但筆者認為，發生“煤吃人”悲劇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企業追求經濟效益，而是在如何追求經濟效益上出了軌。對企業領導人來說，如果沒有外界的嚴格約束，很容易拋開良心和責任感，“節約”安全生產的成本。而一個成功的管理體制，就在于如何通過監督來約束這 種對經濟效益的無節制追求。所以，企業的安全生產應當受到政府的嚴厲管制。
    之所以是管制而不是管理，是說安全生產的投入，應該是無條件的。一旦出了事故，如果證明是由于這方面的投入不夠造成的，企業要受到嚴厲懲罰，甚至罰其出局。因為監督是安全生產管理體制的基礎，沒有監督，企業一般不會自動加大安全生產的投入，事后也就無法有效地對違法亂紀者進行懲處。而目前我國事故頻發的癥結，恰恰就是監督體制的不完善。
    在我國，對企業安全方面的監督，目前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政府的行政監督，二是社會監督。但后者的監督力量并不夠，而且多是事后監督，只能是政府監督的補充。目前國內的政府部門，是“對上負責”的行政體制，安全生產的管理體制也不例外。在這種體制下，部分有直接管理之責的地方官員可能會產生一種錯覺，認為自己的權力只來自于上級的任命。既然是對上級負責，如何對上級交待才是他們主要考慮的問題。
    這樣一來，對安全生產的重視，只能是來自于上級的壓力。本來，發生了事故，地方官員面臨著上級的調查，也是一種約束。但實際上，在這種監督體制下，瞞報并非難事。而且，由于部分上級官員不想承擔責任，也可能會有一種沖動，去“配合”
    這種瞞報，以避免更上級知道事故真相。如此一來，通過內部處理，或者是大力宣傳搶救的及時有效，很容易就沖淡了對事故原因的反省和追責。
    故此，監督體制不改變，某些官員眼中的政績就永遠比安全生產重要。如此一來，壓迫企業出經濟效益，就取代了對安全生產的監督。這時，即便企業不想變成只追求效益的“經濟怪物”，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