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難頻發，看到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奔波于大江南北的礦難現場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我們依然被固有的傳統執法理念所束縛，依靠行政執法手段去遏制礦難，國家強大的法治力量就難以道高一丈。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今年以來，云南昌源煤礦曾4次被封，11月21日，國務院安全生產督察組才在富源縣檢查完工作。而4天之后，就是這個礦井口，無情地吞噬了32條鮮活的生命。

　　而在山西蘆葦灘煤礦瓦斯爆炸事故發生的前幾天井下瓦斯就超標，安全員一直建議停止生產，可礦主強迫安全員把瓦斯檢測記錄填得低一些。礦工們不愿下井繼續生產，礦主卻以扣發工資和罰款威脅。

　　事實再一次告誡我們，非法和違法煤礦的生產必然導致礦難，現在我們所說的很大部分礦難已經超出了我國刑法規定的重大責任事故犯罪的界限。如果公安機關對待那些置礦工死活而不顧的礦主的犯罪行為依然要等到礦難發生之后才介入，讓行政機關在那里整頓、罰款、封了又封，那么，就會有礦工是為我們的法治誤區付出沉重的代價。

　　我們所說的事故，一般是指意外的損失或災禍，就事故的發生來說，和人的主觀惡性是沒有聯系的，沒有什么性質嚴重不嚴重之分。但是現在的礦難，瞞報、逃逸、官煤勾結、威逼礦工、明知故犯，充分表明了一些礦主為了追逐經濟利益，對造成礦難發生存在的種種危險在主觀上處于一種放任的狀態，這可是一種故意犯罪！

　　試想，如果在昌源煤礦第二次被封時就對礦主的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追訴，那么就不會再有第三次、第四次，也就不會讓32條鮮活的生命化為塵埃。而對那些明知有危險依然讓礦工冒險作業的礦主，如果礦工可以作為刑事犯罪向公安機關舉報的話，他們就不僅僅可以保住生命，也可以保護自己應得的那點勞動報酬。

　　當然，也正如李毅中所指出的那樣，這些礦主之所以敢于要錢不要命挑戰國家的法律，關鍵在于有當地政府的縱容。但是，對當地政府有關領導的縱容行為，我們同樣也不能因為“政府”的名義讓他們免除瀆職的刑事責任，應該讓他們受到刑事法律的處罰。這也不是行政執法力所能及的事情。

　　準確界定礦難的性質，使用不同的法治手段，有助于我們采取相應的刑事對策遏制礦難的發生。如，如果都把礦難定性為重大責任事故，由于重大責任事故罪是結果犯，只有在礦難造成了一定的傷亡人數之后，公安機關才能介入偵查。而如果定性為故意犯罪，那么在煤礦生產存在威脅工人生命安全險情，而礦主又置工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顧的時候，礦工就可以向公安機關舉報求救，公安機關就可以在礦難發生之前追究礦主等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使礦工合法利益與礦主違法行為的博弈有國家的刑事強制力為后盾。

　　行政執法與惡心礦主的博弈到了結束第一個回合，進行反思的時候了。雖然一些礦主受到了法律制裁，但這是以礦工的生命為代價，我們為之付出的法治成本太高了。為此，矯正傳統的執法理念，超越行政執法力量，在礦難發生之前就采用司法手段懲戒那些敢于與國家法治抗衡的礦主和地方領導，才能顯示法治的權威，才能真正維護礦工的生命安全。

　　來源：大洋網